吕后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心狠手辣的女人，她以弑杀子弟、废黜聪明贤能者而出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她残忍，却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大汉贡献——开创了汉代中央集权制度，稳定了政权，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国经验。
吕后，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女性政治家，人们于民间传说中只晓得她的邪恶；在所见的 《中国通史 》或《中国历史 》教材中，她的作用几乎被一笔带过。有鉴于此，重新审视吕后的历史功绩，对于知人论世，不无裨益。
吕后，名雉，汉高祖刘邦的妻子。在汉初十六年的历史中，她一直是 “时势主宰者 ”，因此司马迁给她立了 《吕太后本纪 》，并在 “太史公曰 ”中写道“……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虽然本纪中多写她诛杀大臣，毒杀刘如意，虐杀戚夫人等 “非人所为 ”的事情，赞中对她的历史功绩基本上还是肯定的。
可是，在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中，吕后却一直是邪恶的代称。这恶名于她在世时便如影随形，如 “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卢绾说她一个妇道人家，专门找茬屠戮功臣。她去世后，刘氏子孙忆及大权旁落，恨得咬牙切齿，一代英主刘彻竟而至于杀掉了宠姬－－－钩弋夫人，理由便是 “……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汉武帝认为吕后淫乱专权，是个乱国之人。从否定个人品质到政治才能，认为她既乱家又乱国，是个祸水。
迨至东汉，班固虽为吕雉作了 《高后纪 》，却在 《惠帝纪 》的赞中说 “孝惠内修亲亲，外礼宰相，优宠齐悼赵隐，恩敬笃矣。闻叔孙通之谏则惧然，纳曹相国之对而心悦，可谓宽仁之主。遭吕太后亏损至德，悲夫！”不采 《史记·吕太后本纪 》中说他“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 ”的事实，只说他“恩敬 ”“宽仁 ”，以为吕后 “亏损 ”了他的 “至德 ”，反映了东汉正统史观的看法。汉代以后，讨伐吕雉的文字也不少，如 “迁移孝惠而纪吕，无亦奖盗乎！”“吕后为汉贼，其所载皆植吕倾汉之为，而于当时于彼无关系者，概屏焉。倘胪列之，讵不邻于褒乎？”她罪之一在于残忍，罪之二在于窃国，在他们看来确实是邪恶。
吕后主政时期，战乱不起，盗贼不生，百姓安宁，衣食丰足，天下歌舞升平。她本应被视作 “圣主 ”“贤君 ”，但却如上所述，成了残忍、谋篡等邪恶的代称，何以会这样呢？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性别歧视。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女人只能是男人的附庸和工具，“女子，从人者也。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父死从子 ”，服从这种秩序对女人而言是天经地义的。因而，“牝鸡司晨、” “女人乱政 ”则是中国传统观念中最深恶痛绝的现象之一。
二是姓氏之争。“妻从夫姓 ”、“夫唱妇随 ”等，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规范的人伦秩序；“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符合社会生活的逻辑。但是这个姓吕的女人，居然不尊其夫刘邦的遗嘱，大王诸吕，实际上操控了刘姓江山，还差一点让刘姓江山改名换姓，实属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行为。三是性格缺陷。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女人应该善良贤惠，吕雉却精明强干，且心肠狠毒，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国母，是个缺少女性魅力的女强人。那自然不会讨人喜欢，尤其是在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中。她的这种性格缺陷，导致了她形象的丑陋。
由此看来，从个人品质方面说吕后邪恶，有些道理；但若说她是 “汉贼 ”，实在是不大妥当。这样一个男权社会中难得一见的 “女主 ”，我们不能因为其个人品质的缺陷，便将她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我们应当学习司马迁，肯定吕雉有男人气的政治气魄，肯定她在历史上所做出的成绩。
概括来说，吕后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贫民生活时期，刘邦统治时期，惠帝垂拱时期和临朝称制时期。她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贡献。比如贫民生活时期，她为刘邦生儿育女，下地干活，她还用自己的方式 “佐高祖 ”。 “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餔之。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之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
吕后让老父看相，借老夫之口说刘邦必定大贵，妻子皆被恩泽，是想提醒刘邦不要蹉跎岁月，要对自己抱有信心，时刻牢记自己 “大丈夫当如此 ”的誓言。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压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
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吕后因势造型，就地取材，使刘邦不得不将 “东南有天子气 ”的说法与自己联系起来。总之，吕后用她自己的方式，看相算命，装神弄鬼，意在坚定刘邦的信心，促成刘邦的政治自觉，让他觉得自己确实不同于凡人，也使那些追随者日渐敬畏，终于在沛县起兵时被公推为沛公。男人成就事业的重要前提是信心，有了信心还得宣传，革命不是一两人、一两天就能搞成功的。在增强刘邦信心和宣传刘邦神异等方面，吕雉用自己近似 “女巫 ”的独特方式 “佐高祖，”堪称刘邦的 “贤内助。”
汉初，在刘邦统治时期，她与老公配合默契，共同实行 “男女混合双打 ”策略，吕后在前台对功臣大打出手；在惠帝垂拱时期，她 “垂帘听政 ”；在临朝称制时期，虽未改朔易姓，但实际上代行天子职权。这三个时期，吕后治国安邦的才能充分展现，她的历史功绩也最为显著。
政治上，巩固政权，休养生息。首先，设计诛除异姓王。刘邦称帝后，各地异姓王的割据势力和北方强大的匈奴成为刘氏政权的威胁。北方的异姓王时常与匈奴勾结，联合反叛，在佐刘邦铲除异姓王的过程中，吕后起了大作用。汉十年，陈豨反，韩信欲暗自相助，在关中举事为内应。吕后与萧相国设计，骗韩信入贺，斩之长乐钟室。高祖回长安后，“且喜且怜 ”。说明吕后深知高祖的谋略，也知道困扰江山一统的关键之所在。人告彭越谋反，刘邦囚之洛阳，贬处蜀青衣。彭越西行至郑，遇吕后从长安来，向她哭诉。吕后允诺为他求情，和他一起回到洛阳。吕后向刘邦建议说，“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于是吕后又设计派舍人告彭越谋反，灭其宗族。异姓王不除，初建之汉就不会有真正的安定。
200多年的战争生活后，百姓要求统一，期盼天下太平，恢复生产，改善生活，在此背景之下，吕后为统一进行斗争，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翦除异姓王是值得肯定的行为。一刀了断的手法是有些残忍，但政治斗争向来是冷酷的。其次，病榻讨教遗嘱。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在此之前，赖叔孙通、周昌、张良、商山四皓、娘家兄弟的支持，太子之事已稳，此时讨教刘邦的政治遗嘱，足见她政治眼光的独到。
孤儿寡母要想巩固自身的地位，维护皇权的威严，进而掌控汉王朝，没有大臣们的协助是万万不行的。因为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填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陆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有鉴于此，总领文武百官的相和太尉人选自然是要选准了，遵从丈夫遗嘱便是明智之举。第三，颁布赐田宅律令，稳固统治主体。吕后二年，规定按军功爵级别赐予田宅。这与高祖汉五年赐田宅令相比，数量还是惊人的。
通过赐田宅措施，吕后拉拢了一大批以军功起家的文臣武将和各级官吏，有效地稳固了汉家政权。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 》）第四，继续休养生息。吕后当政期间，创自刘邦的休养生息的黄老政治进一步得到推行。她遵从刘邦遗嘱，“孝惠六年，置太尉官，以勃为太尉。”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等开国元老，这些人都无为而治，从民所欲，不扰民。 《史记·曹相国世家 》写道，“……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所无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太史公曰：“……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经济上，轻徭薄赋，工商自由。 “汉十二年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 “减田租，复十五税一。”“（惠帝 ）元年春正月，城长安。”“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 “五年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 “五年九月，长安城成。”田租十五税一，徭役均在农闲时间，每次不超过一个月，一个长安城前后修了五年，真工做到了轻徭薄赋，而且还在 “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黄金一斤。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高祖时，不法奸商囤积居奇、物价飞涨，他用 “重税租 ”打击之，使其归之于本－－－农业。吕后时，为了搞活经济，采取工商自由的政策，因此，“衣食滋殖 ”。
法治上，改革法制，体恤民生。 “惠帝四年，三月甲子，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删除法令中妨碍官员和百姓的条文，废除秦律中 “挟书者族 ”的酷法。从此以后，官员、百姓抄看 《诗 》《书 》《礼 》《易 》《乐 》《春秋 》等历史文化典籍不再犯法，这对我国古代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
“（高后）元年春正月，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汉兴之初，……然其大辟，上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此后，即使身犯重罪，也不株连父族、母族和妻族，当然也就不用受五刑的折磨。 “妖言 ”指 “过误语，”属言论罪，当时也被视为 “重酷 ”之法，因而 “除之 ”。高后五年，开始命令戍守边疆的士卒一年一轮换，重新确定了兵役制。充分体恤下情，不让士兵视戍守为畏途，从而为国家奉献青春和激情。
民族关系上，以和为主，谋求安宁。 “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之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修补高祖治政之失，立摇为东海王，既消弭了反叛的可能，又使粤地两王互相制衡，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令满为外臣，以夷制夷，保证边境安全，准许蛮夷君长入见天子，和合天下，谋求国家的安定。
孝惠高后时，匈奴冒顿单于仗着军事实力强大，给吕后写了一封 “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的带有侮辱性的信件，吕后大怒，计划斩来使并发兵匈奴。士可杀不可辱，布衣尚难忍受，何况堂堂大汉女主？但她最终还是否定了樊哙领十万兵攻打匈奴的鲁莽做法，采纳了季布的谏言，没有 “摇动天下，” “令大谒者张泽报书曰：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而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坠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献马和亲，为汉初的休养生息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宁的环境，充分表现了一个政治家顾全大局、忍辱含垢的博大胸襟。
丈夫刘邦离世，儿子孝惠仁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她完成了刘邦的遗志，她克制了自己，始终没有改朔易朝。她王诸吕的同时，也封了功臣和刘氏诸王；她使吕刘联姻，既是保护吕氏家族的利益，又是维护刘氏天下的稳定，符合刘邦 “内任外戚，外封宗室 ”的治国策略。然而，让吕氏既富且贵的那种渴望，在她死后立即被功臣们踩得粉碎。
吕后，这个汉初历史上的女主人，干过农活，当过俘虏，熟悉贵族阶层难以知晓的下层社会生活，能体会普通百姓的种种苦难，这种民间生活对她治理国家帮助很大。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吕后不应是邪恶的代称，也不是什么 “祸水 ”，她是一个有权力的皇后，是西汉初期开国大业的积极参与者。
她的历史功绩是有目共睹的，首先，她为汉初政治、经济、法治及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影响；其次，她为新生政权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相对安宁的环境；再次，她的统治为 “文景之治 ”起了铺垫作用。正是这些功绩和刚毅的性格成就了她女性政治家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