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法国在二战时期的表现堪称拉跨，曾经的欧洲第一陆军，在面对德国人的闪电攻势时，金仅坚持了45天就宣布投降，原先被尊为法国国家英雄的贝当元帅更是甘愿充当德国人的马前卒，成立维希政府替德国人管理法国。直到由戴高乐率领的自由政府以及同盟军解放法国后，法国人民才迎来自由的曙光。但戴高乐这么一位对法国有着杰出贡献的领导人却在解放法国后的没多久，就被法国人给赶下台了。那么拯救了法国的戴高乐为何被逼下台呢？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戴高乐为什么被迫辞职的详细解答。
1940年5月，戴高乐为法国第四装甲师的最高指挥官，在前线指挥阻断纳粹德国的进攻，因为指挥出色还被提拔为临时准将。6月22日，德军占领巴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德军占领法国北部地区，占领费由法国负担，南部由会议主席贝当统治，法军全部解除武装。戴高乐仍然组织武装力量继续战斗，结果被贝当政府革职，并宣判为死刑。戴高乐逃往英国，在英国丘吉尔政府的帮助下，继续组织“自由法国军队”继续抵抗纳粹德国。
1944年6月，美、英、法、苏等国成立的同盟军，于法国诺曼底登陆，击退德军并很快解放巴黎。6月14日，戴高乐抵达诺曼底，他在这片被解放了的法国领土上第一次发表演说。8月26日，戴高乐凯旋地穿过香榭丽舍大道，巴黎万民欢呼。
虽然戴高乐解救了法国，可是戴高乐所成立的国民政府在国家的概念和政党的作用方面与制宪议会发生了重大冲突，最终戴高乐并没有得到民众的拥戴，被迫下台。戴高乐对于法国有功，可是法国人并没有把他奉为英雄，甚至许多人压根就不领情。那么法国人为何会有这样的思想呢？
早在古希腊时期，公元前5世纪左右雅典等若干古希腊城邦诞生一种奇怪的“瓦片投票法”或叫“贝壳流放法”。也就是说雅典公民可以在瓦片上、贝壳上写上那些不受欢，以及极具社会威望、广受欢迎、最可能成为僭主的人的名字，并通过投票表决将企图威胁雅典民主制度的人物予以放逐。这在当时，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法律制度。在当时许多的军事指挥将军，因为仗打得太好，结果就被“贝壳流放法”予以驱逐出国。因为民众担心他军事权力过大，威胁到雅典的民主制度。
例如，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中，雅典的将军阿里斯提德就因为仗打太好，结果和雅典的贵族产生敌对关系，被陶片放逐法予以放逐国外。
这种法度很直接地体现古希腊人的自由、民主思想，因为古希腊人知道将军仗打得好，功劳并不是他的，根本就不会对他感恩戴德，甚至奉为救命恩人。人们知道打仗是需要粮草的，而粮草恰恰来自于百姓的税收。因此他们清楚将军仗打得再好，如果没有百姓的税收提供粮草，将军别说打仗了，生存都难。
自由和民主思想在西方一直都是主旋律，任何时期，人们对自由、民主的渴求都没有停止过。而法国早在法国大革命时，就将国王路易十六推上断头台，接受了法国的封建制度，建立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
因此，在西方从来就没有感恩的文化产生，西方人只讲自由、民主，不讲感恩，他们都普遍认为，将军带兵打仗那都不是将军个人的功劳。因此，戴高乐虽然领导着自由法国军队，最终取得胜利，但法国人并不觉得他是大恩人，是救世主。西方人只认耶稣，即灵魂上的救赎者为救世主。
这一点，西方人个中国传统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视恩情的，中国有恩重如山、再生父母，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等成语。在古代中国，如果一个人能救民于水火，他必然会奉为英雄，甚至成为统治者，百姓都甘当奴才驱使。
例如，元末起义军首领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统治，汉人从此不再低人一等，在当时那真是万民欢呼。然而，百姓却都成了朱元璋的奴才，给他当牛做马，全部的功劳都算在朱元璋一个人身上。可是，朱元璋所建立的明朝除了没有人种等级制度，和元政权毫无分别。一样的建宫殿，杀功臣，施暴政。百姓还是那个百姓，年年照样缴税，遇天灾照样饿肚子，百姓没饭吃还会举义旗反大明。
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本质区别，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我拯救了你，你就得对我感恩戴德，给我当牛做马供我驱使；我拯救了一城，这一城的人就得成为我的臣民，为我恭俸，听我调遣。我拯救一个国家，我就是这个国家的皇帝，我可以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百姓还不准有半句怨言，不准有丝毫不忠。明朝方孝孺反对朱棣当皇帝，居然都能诛灭十族，而且这在当时居然是合情合理，没有任何异议的事。
可是在法国，戴高乐把法国人从一个笼子里救出来，法国人就得对他感恩戴德，给他当牛做马吗？也许，没有他也会有其他法国人参与抗争。然而，法国人会想：凭什么法国人的劳动和血汗换来的东西，功劳都记在一个人的头上？恰恰相反，戴高乐是拿走人们胜利成果的代表。因此，法国人不拥护戴高乐，甚至当他的建国思想和人民不符时，赶他下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